2026年1月15日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原子能法》（下称《原子能法》）正式施行，这部历经41载立法长跑的法律，是我国原子能领域首部基础性、综合性法律。习近平总书记曾深刻指出“核工业是高科技战略产业，是国家安全重要基石”，这部法律将总体国家安全观与“理性协调并进”的核安全观深度融合，为核工业在发展和安全的平衡中实现高质量发展筑牢制度根基。

从“两弹一星”的惊世突破到全球核电规模第一的跨越，我国核工业已成为保障能源安全、推动绿色转型、服务民生福祉的核心力量。当前，核电装机持续扩张、核技术应用延伸至医疗康养、农业育种、环境治理等民生领域，同时核安全风险防控、核材料管制、国际核治理参与等新课题不断涌现，亟需一部“母法”统筹全链条制度设计。《原子能法》的出台，既为防控核事故、应对核恐怖主义等风险划定不可逾越的安全底线，也为核聚变研发、核燃料闭式循环等前沿领域提供创新激励，真正实现“发展和安全并重、和平与创新同行”。

01 一部“核”心法律的诞生之路

我国原子能事业始于1955年，从“两弹一艇”的艰难突破到秦山核电站并网发电，从核技术应用零星探索到如今核电在运在建机组规模全球第一、核医学年诊疗超千万人次，已构建起覆盖核燃料循环、核电运营、核技术应用的完整产业体系。但长期以来，核领域存在“上位法缺失”的制度短板——虽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核安全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射性污染防治法》等专项法规，但缺乏统领全局的基础性法律，导致核燃料循环、核聚变研发等领域存在制度空白，难以应对核电“走出去”等现实挑战。

从立法历程看，《原子能法》的诞生历经严谨论证与反复打磨。2014年，国家原子能机构重启起草工作，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、司法部指导下，联合国家能源局、国家核安全局等部门开展数十次调研，覆盖核电基地、核燃料企业、科研院所等关键主体；2018年9月，司法部公布征求意见稿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建议；2022年3月，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草案；2024年至2025年，全国人大常委会历经三次审议，吸纳十余项修改建议，最终于2025年9月正式通过，每一个环节都体现着“科学立法、民主立法、依法立法”的精神。

《原子能法》的制定始终以习近平法治思想、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根本遵循，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全过程。法律开篇即明确“保障原子能和平开发与利用，推进科技进步和产业提升，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，维护国家安全、增进人民福祉”的立法目的，既呼应“核工业要坚持安全发展、创新发展，坚持和平利用核能”的重要指示，也契合“人民至上、生命至上”的价值导向。

在立法定位上，该法律明确作为核领域“基本法”的属性，与现有法规形成互补衔接。一方面，其覆盖原子能研究、开发、利用全链条，填补核燃料循环、核聚变监管、核损害赔偿等领域的制度空白；另一方面，通过“法律责任”章节明确与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核安全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射性污染防治法》的适用边界，例如在核安全监管环节，既延续“独立监管”原则，又新增核设施退役费用计提、核安保分级分类等补充规定，形成“母法统领、专项法支撑”的法规体系，为核工业全生命周期管理提供系统制度保障。

02 发展和安全的法治平衡术

《原子能法》设“安全监督管理”专章，构建起覆盖“事前预防—事中管控—事后应对”的全链条安全制度体系。在核安保领域，法律要求“建立健全核安保制度”，明确核材料、核设施持有单位需防范盗窃、破坏、非法转移等行为，同时针对网络攻击、核恐怖主义等新型风险，规定“加强原子能领域网络安全防护”，为数字化核设施加装“法治防火墙”；在核材料管制方面，确立“国家核材料衡算与控制系统”，要求持有、使用核材料的单位必须申请许可证，通过许可证管理与动态衡算实现核材料全流程可追溯，防范扩散风险。

责任架构上，法律清晰划分政府、企业、个人的安全责任边界。政府层面，国务院核安全监督管理部门、核工业主管部门按职责分工实施监管，例如国家核安全局负责核设施安全许可，国家原子能机构统筹核事故应急、负责核安保与核材料管制；企业层面，明确核设施营运单位“承担全面安全责任”，需预提退役费用、放射性废物处置费用，列入投资概算或生产成本；从业人员层面，要求“坚持立德为先、诚信为本，遵守学术和伦理规范”，形成“监管—主体—个人”三位一体的责任闭环。中核战略规划研究总院专家指出，这一制度设计既落实“安全第一、预防为主”原则，又通过“纵深防御”理念应对复杂风险，例如核事故应急准备金制度，要求“国家建立核事故应急准备金制度”，为事故处置提供资金保障，避免因资金不足延误救援。

在科技创新领域，法律将“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”设为专章，为核科技自立自强提供制度支撑。明确“国家制定并实施原子能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专项规划”，要求统筹基础理论、前沿领域、市场应用类研究项目，例如对受控热核聚变研究，法律规定“国家鼓励和支持受控热核聚变的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”，为“人造太阳”等前沿探索提供法律保障；同时强调“加强知识产权保护”，明确对原子能领域创新成果的法律保护，激发科研人员创新积极性。

产业布局上，法律以立法形式确立核能“热堆—快堆—聚变堆”三步走战略及核燃料闭式循环路线。在核燃料循环领域，规定“国家建立完整的核燃料循环体系，对乏燃料实行循环利用”，明确乏燃料处理处置基金的征收使用规则，要求核电站按发电量缴纳基金，专项用于乏燃料运输、贮存、后处理；在产业投入机制上，允许“核燃料循环产业相关企业有效利用资本市场，逐步形成多元化投入机制”，为社会资本参与核燃料加工、核技术应用等领域打开通道，例如鼓励企业通过上市、发债募集资金，推动产业规模化发展。

核技术应用方面，法律专节规定“核技术应用”，鼓励放射性同位素、射线装置在工业、农业、医疗卫生等领域的应用。在医疗领域，支持医用同位素自主供应，解决“卡脖子”问题；在农业领域，鼓励辐照育种、辐照灭菌等技术推广，助力粮食安全；在环保领域，支持电子束辐照处理工业废水、废气，推动绿色低碳发展，真正让核技术“惠及民生、服务社会”。

“和平利用原子能”是《原子能法》贯穿始终的核心价值，法律中5处提及“和平利用”，从立法目的到具体条款形成完整制度设计。在核能应用领域，明确“国家积极安全有序发展核电”，同时鼓励核能多元应用，例如核能供热、海水淡化、制氢等，2023年山东海阳核电实现“核能供暖”覆盖50万户家庭，正是和平利用的生动实践；在同位素开发领域，支持“放射性同位素在医疗卫生领域的应用”，例如镥-177、钇-90 等医用同位素的国产化生产，为癌症精准治疗提供保障。

国际维度上，法律平衡国际合作与核不扩散义务，规定“国家支持和平利用原子能的国际交流与合作，促进共享和平利用原子能事业成果”，同时强调“履行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所规定的义务，反对和禁止一切形式的核扩散活动”。这一设计既为我国核电“走出去”提供法律支撑，例如“华龙一号”海外项目的合规保障，也彰显我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形象，通过参与国际原子能机构（IAEA）标准制定、核安保演练等，为全球核治理贡献中国方案。

03 法治如何激活核工业新动能

对于如何深入贯彻实施《原子能法》，全力推进核工业高质量发展，国家原子能机构主任单忠德提出从四方面发力：一是加强原子能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，强化基础研究，突出原始创新，优化资源配置，积极探索前沿技术，推进学科交叉融合，加大原子能领域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力度，加快打造核领域新质生产力；二是坚定不移推动“热堆—快堆—聚变堆”核能三步走发展战略，坚持核燃料闭式循环发展路线，积极构建完整、先进、自主、可靠的核燃料循环体系；三是坚持“四个面向”的战略导向，推动核技术在工业、农业、生物、医疗卫生、生态环境保护等领域广泛应用，鼓励涉核央企、社会资本等参与核技术应用产业发展，为服务国计民生、增进人民福祉提供有力支撑；四是充分发挥我国核工业技术优势和完整产业优势，面向共建“一带一路”国家、“全球南方”国家，推动发展成果共享，让更多“小而美”“惠民生”的核技术更好造福人类。深度参与全球核治理体系建设，为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。

依托《原子能法》对科技创新的制度保障，我国核工业将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加速突破。在先进反应堆技术方面，法律对高温气冷堆、快堆、聚变堆等先进反应堆的战略定位，将推动高温气冷堆示范工程商业化运营、快堆示范工程建设提速、聚变堆产业化商业化加速，为核能“三步走”战略落地提供法治支撑；在核安全技术领域，法律要求“加强核安全技术研发”，将助力核设施抗震、抗极端自然灾害技术升级，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安全挑战；在乏燃料后处理领域，法律明确“乏燃料处理处置基金”的保障作用，将推动商用后处理厂建设，破解“乏燃料堆积”难题，实现核燃料闭式循环。

人才支撑方面，法律强调“加强高素质专业人才队伍建设”，将推动高校与企业协同育人，例如中核集团与清华大学、西安交通大学等共建“核科学与技术学院”，定向培养核反应堆、核燃料循环领域人才，同时通过“科学技术奖励”条款，激励科研人员投身核科技攻关，为产业发展提供人才引擎。

《原子能法》的实施将让核技术更贴近公众生活。在医疗领域，法律支持“医用同位素自主供应”，将推动镥-177、钇-90 等医用同位素国产化量产，降低癌症治疗成本，同时促进质子重离子治疗设备、PET-CT等高端核医疗装备研发，提升疑难病症诊疗水平；在农业领域，法律鼓励“辐照育种技术应用”，将加速抗病、高产作物品种培育，例如通过辐照培育的“鲁棉1号” 棉花品种，已累计推广超亿亩，未来将有更多“核育良种”走进田间地头；在环保领域，法律支持“电子束辐照处理工业废水、废气”，将推动该技术在印染、化工、火电等行业的规模化应用，助力“双碳”目标实现，让公众切实感受到“核科技的温度”。

在“一带一路”框架下，《原子能法》将为核技术“走出去”提供合规保障。一方面，法律明确“国际合作与核不扩散义务并重”，将推动我国核电技术、核安全标准与国际接轨；另一方面，法律鼓励“和平利用原子能成果共享”，将推动“小而美”核技术项目落地发展中国家，例如为非洲国家提供小型模块化反应堆（SMR）、医用同位素生产设备等，帮助其解决能源短缺、医疗资源不足等问题。

未来，随着《原子能法》配套细则的完善与国际合作的深化，我国将在全球核治理中发挥更重要作用，既维护国家核安全与发展利益，又为构建“公平、合作、共赢”的国际核安全体系贡献中国智慧，真正实现“和平利用核能，造福人类社会”的立法初心。